（一）指导案例33号：恶意串通的证成路径

在瑞士嘉吉国际公司诉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关联交易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典型认定逻辑。

核心事实：债务人福建金石公司在欠嘉吉公司1337万美元债务并经仲裁裁决确认后，将其全部固定资产以2569万元转让给关联公司田源公司（两者实际控制人为同一家族成员），该纠纷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3号所涉案件。田源公司虽从银行账户向福建金石公司转账2500万元，但福建金石公司于当日将该款项转回关联企业大连金石公司账户；田源公司财务报表反而显示其尚欠福建金石公司“其他应付款”1.21亿余元——正常买卖中买方付款后应付账款应减少，该巨额应付款的继续存在，恰恰印证了2500万元的转账系虚假走账，田源公司从未真实支付转让对价。

法院的审查逻辑层层递进：第一步，认定关联关系。福建金石公司与田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为亲属关系，法定代表人分别为夫妻二人，可以认定田源公司对福建金石公司的负债状况知情。第二步，审查对价合理性。以福建金石公司资产负债表载明的固定资产净值3235万元为参照，转让作价仅2105万元（房屋及设备部分），认定“明显不合理低价”。第三步，审查实际履行。形式上支付了2500万元，但当日即转回关联企业，实质上未支付对价。第四步，综合认定恶意串通。在明知负债+不合理低价+未实际支付对价的三重事实基础上，认定恶意串通成立，合同无效。

该案例的核心启示在于：法院对关联交易的审查并不应该停留于交易价格本身，而是穿透交易形式，审查资金的真实流向和交易的实际履行情况。

（二）张某芝案：程序违法的推定效应与归入权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张某芝案^[8]进一步明确了程序瑕疵的后果。

张某芝任钢材公司董事，通过其控股的投资公司（张某芝先后持有该公司100%、99%股权）向钢材公司出借款项4950万元，年利率15%。该交易既无公司章程授权，亦未经公司内部决议通过。法院认定：程序违法即推定交易不当，举证责任转移至张某芝。因张某芝未能证明案涉交易对价公允且具备合理必要性，法院判决其收取的全部利息及税金943.5万元归入公司，且不扣除任何成本。

该案体现了“程序违法→推定不当→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链条，对实务操作意义重大。同时，“无成本扣除”的归入权原则表明法院对关联交易违信行为的严厉态度。

（三）对预付租金型关联安排的审查

回到引言中的案例，该案涉及的是不同于低价转让的另一种关联交易安排——通过事后变更交易条件制造对债务人有利、对债权人不利的局面。这类安排的特点：第一，定价本身未必不合理。按年从营业额20%收取租金，在关联企业内部可能符合商业逻辑——相较于固定租金，比例租金可以降低承租方经营初期的负担。第二，核心问题在于支付条件的单方变更。“出租人可随时要求预付租金”的条款，在非关联的独立法人之间极为罕见。正常的商业逻辑中，承租方不可能接受出租方享有不受限制的单方预付权——这等于是将自身的现金流安全完全置于对方控制之下。第三，变更时机的敏感性。在物业即将面临强制执行之际变更租金支付方式，时间节点本身构成审查的切入点。

对于这类案件，裁判者应重点审查以下要素：（1）变更前后的交易条件对比；（2）变更是否具有独立于债务人-关联方关系的商业理由（即是否有一个非关联的理性市场主体会在同等条件下做出同样安排）；（3）变更对债务人责任财产的实际影响；（4）变更时间与债务危机的关联。

（一）美国特拉华州：完全公平标准

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中的完全公平标准（Entire Fairness）是审查关联交易最严格的标准。根据Weinberger v. UOP, Inc. (1983)^[9]，当交易涉及控制股东或董事存在利益冲突时，法院不适用商业判断规则（BJR），转而适用完全公平标准，由被告董事承担交易完全公平的证明责任。

完全公平标准含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一是公平交易审查聚焦交易过程：包括交易何时发起、如何开展谈判、信息如何披露以及批准如何获得。在Weinberger案中，控制股东使用了显示更高交易价格可行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未向独立董事披露——这一程序瑕疵“致命地污染了价格”。二是公平价格审查着眼经济对价：涵盖资产价值、市场价值、盈利能力、未来发展前景等要素。法院将综合考量所有影响公司内在价值的因素。两项要素“相互区分但不可分割地关联”——程序瑕疵可以导致对价格公平性的不利推定。

值得注意的是，特拉华州法院通过Kahn v. M&F Worldwide Corp. (2014)^[10]确立了“净化机制”：若关联交易同时满足（1）由完全独立的特别委员会审批，且（2）经少数股东多数同意，则审查标准回归商业判断规则。这一机制为公司合规提供了明确的操作路径。

（二）德国康采恩法：企业集团立法模式

德国1965年《股份法》^[11]建立了系统的企业集团（康采恩）法律规范，该法在总则部分（第15～19条）对康采恩作出“在一个支配企业统一管理下的二个以上的从属企业的联合”的一般定义，还在第3篇“企业联合法”中规定了康采恩的具体内容，其中第17条、第18条还明确了从属企业、支配企业的判定标准与康采恩的构成条件，是大陆法系对关联企业问题最成体系的回应。

德国法将企业集团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契约康采恩，通过控制协议或利润上交合同形成，控制企业享有统一管理权，但必须以承担附属企业的年度亏损为对价；二是事实上康采恩，无合同基础但存在实际支配，控制企业不得使附属企业实施不利法律行为，除非对该不利影响进行补偿。两种类型的共同点在于：承认关联企业之间可能存在非市场化安排的合理性，但要求控制企业为此付出对价（亏损承担或损害补偿），且该对价的受益主体在清算场景中扩展至外部债权人。^[12]

德国模式的启示在于：（1）不否认关联交易的特殊性，不强行套用独立交易标准；（2）但要求关联企业之间的特殊安排必须“对价化”——控制企业不能无偿享受关联关系的便利，必须以承担补偿义务为代价；（3）在补偿机制设计中纳入债权人保护考量。

（三）比较启示

中美德三种模式的差异折射出不同的规制理念：^[13]

中国现行模式的不足在于：（1）缺乏统一的企业集团立法，关联交易的规制散见于公司法、民法典、税法、会计准则等，体系化不足；（2）“商业合理性”的判断缺乏明确的审查要素清单，裁判标准不统一；（3）举证责任虽有倒置规则，但外部债权人在信息获取上仍然处于结构性劣势。

（一）建立三阶层分析框架

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建立关联交易公允性审查的三阶层框架：

第一层：程序合规审查。审查关联交易是否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决议和回避程序。其中回避程序需遵循《公司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若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不合规→推定不当→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

第二层：实质公平审查。审查要素至少应包括：对价是否处于市场可比交易的合理区间；交易是否服务于公司的正当经营需求，而非单纯的利益输送；交易条款（特别是支付条件、期限、担保等非价格条款）是否符合该行业的商业惯例；交易如果发生在非关联的独立市场主体之间，理性的经济人是否会接受同样的条款。此处引入“理性市场主体测试”：将关联交易中的非价格条款置于假设的非关联交易场景中检验，如果非关联方不会接受该条款，则认定为缺乏商业合理性。

第三层：外部影响审查。在涉及债权人保护或少数股东保护的案件中，独立审查关联交易对外部第三人的影响：交易是否实质性减少了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交易是否使特定关联方获得了优于外部债权人的受偿地位；交易条件的变更（尤其发生在债务危机前后）是否具有独立于债务人-关联方关系的正当商业理由。

三阶层之间并非机械递进，而是相互参照。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审查结果可以反哺第一层的判断——即使程序合规，如果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存疑且对外部第三人造成显著不利影响，程序合规不应成为绝对的避风港。

（二）分层举证责任的构建

信息不对称是关联交易中外部债权人面临的最大障碍。建议根据原告身份和交易类型，构建分层举证责任：^[14]

内部诉讼（公司自身或股东代表诉讼）：适用现行规则——程序违法时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董监高证明交易公平。

外部诉讼（债权人提起）：原告（债权人）初步举证交易存在异常（如价格偏离市场、条款不合常理、交易时点敏感）；达到初步证明后，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由被告证明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和实质公平。此设计在保护债权人和防止滥诉之间取得平衡。

特定类型的推定规则：对于以下情形，直接推定缺乏商业合理性，由被告承担反证责任：（1）债务危机前后突击变更关联交易条件；（2）以预付、保证金等名义向关联方转移资金且无明确的对价关系；（3）关联交易的对价支付存在资金回流特征。

（三）将外部影响纳入独立的审查维度

现行规则的主要缺陷在于：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审查聚焦于交易对公司自身利益的影响，对外部第三人的影响仅作为附带考量。这在逻辑上存在断裂——一项对公司利益没有显著损害（甚至有利）的关联交易，仍可能对债权人造成严重损害。

引言案例即属此类：从甲公司的角度，变更租金支付方式为“随时要求预付”，使甲方获得了高度灵活的现金流权利，形式上甚至“有利于”甲公司。但该权利的实际行使方式——在强制执行前突击行使——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担保利益。

因此，建议在裁判规则层面明确：关联交易对外部第三人的影响应作为独立于对公司影响之外的审查维度。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即使关联交易符合程序合规、对价公允、对公司经营具有必要性这些合法关联交易的基本条件，若该交易的条款设计或实际执行方式对第三人利益造成了不合理的损害，且该损害无法通过关联企业内部的对价机制得到合理解释，比如类似关联交易中出现的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法院仍可否定该交易对外部第三人的效力。^[15]

此路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精神一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认定，不应依赖于“损害公司利益”的前置判断。

（四）推进企业集团立法

从长远看，解决关联交易认定难题需要建立系统的企业集团法律规范。德国的康采恩法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其一，承认企业集团是一个经济实体，关联企业之间可以进行非市场化的内部安排，但该等安排必须通过亏损承担、损害补偿等机制实现“对价化”。^[16]

其二，在破产或强制执行场景中，控制企业对附属企业的亏损承担义务和补偿义务为债权人提供间接保护。如德国法规定，在紧密型公司集团中，控制公司在满足相关条件后需对附属公司进行强制收购并可全面控制，这也意味着其需承担起附属公司的相关责任；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则，若实际控制人因怠于履行义务等导致公司无法清算，还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进一步体现了控制方在破产场景下对债权人的间接保护作用。

其三，建立企业集团的通知和登记公示制度，使外部债权人能够在交易前了解交易对手所处的集团结构和潜在风险。

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已迈出重要一步——第23条确立了横向人格否认制度，第265条扩展了关联关系的认定标准。但距离系统化的企业集团立法仍有明显距离。^[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