炜衡全国刑专委委员与参会嘉宾合影

炜衡北京总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业务部副主任刘宏岩主持开场

炜衡贵阳所主任耿斌开幕致辞

法律服务市场正在往深里走、往精里走。专业服务如同一枚银针，扎得越深，价值的溢价就越高。

李玉明律师致辞简明扼要，“三句半”便点透了鉴定之于刑事案件的重要性：桥梁——案件只要做了鉴定，公检法裁判就“非常有底气”，可鉴定一旦不科学，案子裁判可能会偏离公正；底气——检材有没有被污染、程序有没有违法，争议被指出来，法庭才会重视；同行——“刑辩事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个人，是靠一群人。”

炜衡贵阳所刑事业务部主任李玉明致辞

炜衡全国刑专委主任彭逸轩作导课分享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的“鉴定结论”正式修改为“鉴定意见”。这一修改，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结论无需支撑，无需被质疑；意见是鉴定人根据自己专业判断得出的，天然具有被质疑的空间。名词变了，但思维习惯根深蒂固——从公安到法院仍然将“意见”视为最终答案。若没有证据将其推翻，最后还是会将意见当做结论。这就是所谓的“以鉴代审”。

彭逸轩律师拆解的很细致：一份鉴定意见，在检材、方法、阈值、结论表述四个环节上都有人为取舍。“检材就是我们讲的食材本身。是青菜还是肉，做出来的餐则不一样。”

他详细介绍了“三类鉴定”的现状。伤害类鉴定采集率较高，轻伤以上立即抓人，但异议成功率偏低，多因一果的鉴定意见常常因为以“没有充分依据”为由被退回；文书类鉴定则是多份不同鉴定结论的裁判困境。他指出，法官曾对他说过一句话：“如果重新鉴定的结论跟第一份不一样，我该怎么办？”；司法精神病鉴定中，精神病和刑事责任能力是两回事。

他把共性问题归为四个方面，即审查层级浅、救济渠道窄、质证效能低、专业壁垒高。最后，他总结道：鉴定意见是意见，不是结论；错案的源头多半不在事实认定，不在法律适用；辩方的战场不再是推翻科学，而是让采信变成一个需要说理的决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主任法医师百茹峰讲授伤害类案件法医学鉴定

伤害类案件有四个特点：一是影响力大；二是专业性强，鉴定意见往往直接决定走向；三是定罪难，有罪与无罪、故意伤害与过失、互殴与正当防卫、猥亵与强奸、强奸与侮辱尸体的界限都靠鉴定厘清；四是获谅解难，比如轻伤二级要求五百万赔偿。

鉴定的形成受六个因素影响：人、机、料、环、法、包。料是检材，材料如果被调包，DNA做得再准确也没有意义；法是技术方法，他曾办理过一个电子数据案件，鉴定意见被推翻，其原因就是使用了一个已经过期的软件；包即分包，死因鉴定里的器官检验常委托第三方社会机构完成。

落到具体就是创口长度。创口指全皮肤层发生破裂，刀砍下去周围往往伴随划伤，创口长度怎么测算不能仅看照片。他说：“尤其是测量数值卡在定罪阈值附近时，如7.9、8.3、8.5厘米，一定要较真。”

骨龄，他讲述的是最高检第159号指导案例：被告人自称未满14岁，而骨龄鉴定推算16岁，最后认定的却是未满14岁——一方面供述和在校学生名册相关信息都指向1993年6月24日；另一方面，被告人的接生婆记得那年发洪水，邻居记得同年怀孕生子。他说：“骨龄鉴定也很科学，但科学本身就是有误差的。”

百老师还讲述了两起真实案件。

第一起案件：蛛网膜下腔出血。光伏电站验收，四个人动了手，被害人一开始坐在地上，后来躺下了，警察十一分钟到了现场，但人已经不行了。鉴定意见是颈部受钝性外力作用致左侧椎动脉破裂，广泛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百茹峰老师去查鉴定标准：蛛网膜下腔出血应当判断是否脑挫伤所致；血肿在脑底，应用流水洗去血块，观察颅底有无动脉瘤。再看报告，动脉瘤的注水检查没做，项部损伤检查也没做；那个“破裂口”照片上看很像划伤，镜下血管里空空荡荡，没有凝血过程。“该排除的脑血管瘤没查，这个鉴定意见就很可疑了。”

第二起案件：肋骨骨折。一群人打群架，散场后发现有人负伤倒地，送去县医院抢救无效。死因是多发性肋骨骨折、胸膜破裂致呼吸衰竭。百茹峰老师解释，骨折的数量和部位本身就是信息：一次性折断超过三根，通常是大平面物体；小于三根，才是拳头、棍棒。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学教研室主任李冰作文书鉴定主题分享

她纠正了一个常见误区：文书鉴定不等同于笔迹鉴定，它的目标不是孤立判断某个签名或印章要素，而是解决文书物证的真实性。她谈到：“样本就相当于标准品。你书包里那把尺子如果不准，量出来的结果能准吗？”

她讲授的机械臂书写那个案例让我倍感震撼：同一人多次签名如果笔画长短、倾斜方向都“一模一样”，反而需要警惕——自然书写有轻重和节奏，机械描绘则过度一致、压痕均匀。朱墨时序也说明：印文真实，不代表整份文件必然真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司法鉴定科主任朱明霞

讲授司法精神病鉴定

她说了句很关键的话：“鉴定的过程，辩护人和家属是看不到的，也不允许看；你们能看到的，就是那份鉴定意见书，那是鉴定人把整个流程‘精华再现’的结果。”

形式审查上的漏洞，都是能直接被“打掉”的切入点：机构业务范围和有效期、鉴定人的执业范围（九项业务不会一次性全给，有人就拿“精神状态”的资质去做“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受理时限、鉴定人数（“很多机构其实就是一个人在鉴定，做完再找另一个签名”）、专用章与签名。她还强调了两遍：“司法精神病鉴定不允许出倾向性意见。”

辨认能力不是“知不知道杀人犯法”这种常识性辨认，而是对行为的动机、目的、性质、意义、后果的实质性辨认。

控制能力看三点：有没有预谋和准备；能不能根据环境变化应对；有没有自我保护。最常见的瑕疵是分析说明笼统：诊断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处于疾病期、辨认能力丧失——中间没有论证。

她还分享了四起案件。

大学生纵火案。某大学生，23岁，大四，有精神分裂症病史，案发前已停药七个月。某日跑到工地彩钢房，看见了打火机觉得好玩就点了，烧了18间房。点火后自己在现场看，火大了还拨打119。鉴定诊断精神分裂症没问题，结论却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朱明霞主任查找出四个漏洞：一是把“被跟踪、被监视”这类妄想写成“体验”，遗漏了被跟踪、被控制两个症状；二是自知力评成“部分存在”；三是病期评成“缓解期”。四是缓解期要求症状消失、社会功能恢复至少两个月，这个孩子不能上学、跟父母关系冷淡，怎么计算缓解期？

杀同村村民案。某村民，41岁，总觉得被害人用“天眼”监视他、诽谤他、让全村人孤立他，案发时用刀扎向了对方。当事人供述说：“他总说我偷钱，我心里恨他，就想拿刀扎他解解气”。第一份鉴定认定病理动机、辨认能力丧失、无刑事责任能力。朱明霞主任说:“病理动机只限两种——命令性幻听，或危机性的被害妄想。而这个案子里他的目的是‘解气’‘教训’，属混合动机，辨认能力是削弱，不是丧失。”

双相障碍开车撞人案。当事人躁狂时撕考勤表、乱花钱，案发前觉得“周围都是僵尸”，冲撞等红灯的电动车致两人死亡。第一份鉴定诊断“急性而短暂的精神病性障碍”，可两次住院都是因为双相情感障碍，这个诊断根本排不掉。撞击电动车是为了“验证我是不是活的”，又怕撞大车回不了家——这是权衡，不是症状支配，属混合动机、限定责任能力。

醉酒走错门案。某女子醉酒后，进了隔壁单元住户家中，把别人家当自己家，冲突中把老人推出门外，老人坠阶死亡。第一份鉴定是复杂醉酒、限定责任能力。朱明霞主任说：“复杂醉酒要有脑器质性基础或病理性幻觉妄想，而这个人CT正常、当日饮酒远超平时——就是普通醉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四堂课听下来，朱明霞主任反复说的那句话让我深受触动：有精神病，不一定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没有精神病，也不一定就有，中间还隔着病期、动机、辨认、控制这四道关卡。

百老师讲完，五位分所主任登台。刘宏岩律师递过话筒时说道：“刚才百老师讲的，是让我们‘能听懂’，接下来这几位，是让我们知道‘怎么用’。”

陈良：重视，但不要迷信

炜衡上海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业务部主任陈良发言

陈良律师指出，鉴定结论要重视，但不要迷信，要结合全案证据综合看。在一起伤害案件中，检验报告记录砍切伤最长三十七公分，当事人却翻供说不是他一人砍的。他作为“大哥”，事前交代两个小弟不要认罪，打算自己揽下罪责。辩护的突破口在作案刀具上：公诉人当庭出示的刀具全长50公分，其中刀柄15公分、刀刃35公分。这把刀根本形成不了37公分的砍切伤，说明现场必定还有其他人参与作案。”

武广轶：真正能让公诉人紧张的，是保管链条

炜衡昆明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业务部主任武广轶发言

武广轶律师把审查分成两段：一段是从勘查、取样、称量、送检到进入实验室，要点是物证保管链条化；另一段是进入实验室之后的科学性、可靠性。她结合十九年辩护经验分享：“如果你讲保管链条，讲检材来源的合法性，那是公诉人最害怕的。”云南某强奸杀人案，锄头把上提取到关键物证，法医判断经河水浸泡检不出来没送检；八天后会诊再送检时，却检出混合DNA。二审推翻此案的关键点就是物证来源不明：该送检的没送检，检出DNA的那份又没有提取笔录。

余贤军：法律给的武器，我们没用上

炜衡重庆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业务部主任余贤军发言

余贤军律师指出，法律赋予刑辩律师四项权利——申请重新鉴定、补充鉴定、鉴定人出庭、专家辅助人，但实践中很难运用到位。原因有二：一是专业门槛高；二是法院相对依赖鉴定意见，以鉴代审思维惯性根深蒂固。

何声颖：那两张自评量表

炜衡合肥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业务部主任何声颖发言

何声颖律师结合一起涉性侵幼女作分享。该案件一审、二审被告人被判处了十四年六个月。相关检查全部为阴性，脑电图、颅脑CT、P3b波、MMN波均未见异常。宗氏抑郁自评表、焦虑自评量表双双提示，被告人近一周处于重度状态。鉴定意见仍认定创伤后应激障碍且与涉案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其质疑有两层：一是结论主要靠自评量表，问卷式工具高度依赖被测评人主观作答，不具备独立认定精神障碍及因果关系的效力；二是鉴定意见直接写“现已查实猥亵、强奸案件12起”，而彼时尚未经法庭审理，鉴定机构无权预先对基础事实作出“查实”认定。

杨照乐：三层审查

炜衡济南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业务部主任杨照乐发言

炜衡广州所执行主任、刑事业务部主任熊利军发言

熊利军律师指出，刑辩律师平时像一台单机电脑，自己在那儿运转；刑专委像云端，联网之后算力、软件都能用上，集合集体智慧，实现借力打力。在某起非法持有毒品案，当事人携带四包疑似毒品，两白两黄。但鉴定意见把四包按颜色混成两包做，重量是四包的，包数只有两包。混淆检材的行为，可能直接造成鉴定证据失效。

袁诚惠：把因果关系的链条剪断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实务导师袁诚惠发言

袁诚惠律师强调，鉴定人解决的是专门问题，法官如何用鉴定意见，能否归责于特定被告人，仍是司法判断。而很多法官直接以鉴代审，这就需要律师去把该链条剪断。不管是通过庭审发问，让多份证言在打击部位上的矛盾充分显现，从而切断鉴定死因和特定人行为的因果链；还是通过医学文献和后续活动记录，说明视网膜脱落存在多种诱因，提出合理怀疑，都是剪断鉴定意见和当事人行为的关联。律师不能因可以请专家辅助就放弃自己的功课。缺章缺签、鉴定人越界作出法律评价、依据未经质证核实的言词材料，甚至文物年代与印章书体之间的常识冲突，都可能成为有效辩护的入口。专业对抗很重要，但常识、文献和庭审技巧等也是律师重要的辩护利器。

任鹏：轻微案件里的精神病鉴定，是利还是弊

炜衡总部高级合伙人、刑专委副秘书长任鹏发言

任鹏律师分享了两起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案件：某传播淫秽物品案，两家医院都诊断“窥阴症”，鉴定意见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意见上明确写明窥阴症——“虽然不影响责任能力，但对主观恶性、罪责大小肯定有影响。”本来判处一年刑期，最后改判为缓刑。另一起案件是研究生因论文与导师交恶被以寻衅滋事拘留。事发第二天，办案机关依职权启动精神病鉴定，鉴定历时四个半月，最终的结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当事人随之转入强制医疗。不禁发问：“对这么一个轻微案件，做精神病鉴定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

李玲：一句点拨，一个案子

衡成都所合伙人、刑专委副主任李玲炜发言

李玲律师分享了一起案件：打麻将起纠纷，被告人被劝到包间外，觉得自己吃亏了，便从吧台拿了个茶杯冲回包间，砸向被害人头部。因被害人用左手保护头部，被告人第一下砸在被害人手背处，第二下才砸中头部。伤情鉴定为舟骨骨折。争议的焦点在于：这处伤是被茶杯砸出来的，还是第一次互殴倒地撑地造成的？

百茹峰老师直指核心，只问了两个问题：“这个伤周围是不是只有一个骨折？有没有软组织挫伤？”随后给出判断——击打造成的往往是点位伤；而倒地撑地是整体受力，不可能仅仅只有舟骨骨折。

王明文：两个案子，两个“没做到”

炜衡福州所高级合伙人、刑民交叉部主任王明文发言

王明文律师结合今年承办的两起案件展开分享。这两起案件都卡在“同意”和“因果”上。第一个案件是性防卫能力鉴定。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的女性，主动到别人家里发生性关系。控方逻辑很简单：鉴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只要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我提出的问题是：强奸罪保护的是“不知反抗、不能反抗、无法反抗”，那么当一个人主动追求性关系的时候，刑法上的“不同意”到底在哪里？性同意本身就包含同意、拒绝，也包括追求。法律之所以拟制性地认定“违背其意志”，基础在于“精神障碍者是被动承受方、行为人是主动利用方”这个事实原型。当“无性防卫能力者”成为主动发起的一方，这个基础就丧失了——强行入罪，那将是以保护之名，行剥夺之实。

一个是“隔空”教唆的强奸致死案。两个突破点都在检材上和鉴定事项上：尸检报告写的是“阴道拭子检出精斑”，但物证袋里只有一根棉签。按规定，阴道口、阴道内、后穹窿三个部位要分别提取三根棉签，还必须有空白对照。一根来历不明的棉签，一审、二审都把“阴道拭子”检出精斑当成“阴道内”检出，进而认定“插入”事实。另一处是死亡时间。委托事项没有要求鉴定死亡时间，而插入行为发生在死亡之前还是之后，直接决定了案件定性——是强奸致死还是侮辱尸体。

炜衡全国刑专委主任彭逸轩

贵阳的秋天，温暖和煦，一天密集的培训在黄昏下落幕，留下的是萦绕在刑辩人心中长久的思考。

即使刑诉条文早已写明，鉴定意见是意见，不是结论。但落地办案，要扭转思维惯性，打破对鉴定的依赖，十分艰难。一天听下来我才明白难在哪里：难在这份“鉴定意见”整套生成过程，我们是看不到的，也进不去，当然也问不明白。

四位专家老师的专题授课，为我们推开那扇门的一道缝隙：百老师告诉我们，创口长度要较真到毫米，该做的检查有没有做；李冰老师告诉我们，样本就是尺子，尺子不准，量出来的都是错的；朱明霞老师告诉我们，有病不等于没有责任能力，中间还隔着病期、动机、辨认、控制四道关。

十位主任的分享，则是告诉我们门推开之后怎么办。陈良律师去量那把刀，武广轶律师去查那八天，余贤军律师去问为什么没人提补充鉴定，何声颖律师去数那两张量表，杨照乐律师把审查分成三层，熊利军律师去数那四包物证，袁诚惠律师去问凳子到底落在哪儿，任鹏律师去算四个半月的中断，李玲律师去问有没有软组织挫伤，我自己去数那根棉签。没有一件是“高深”的，但都得有人去做。

百老师说，科学本身是有误差的，这才合情合理。朱老师说，我们也有科学，有指南、有规范、有行业规则，严格按规则做，尽可能的还原事实。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就是刑辩律师在鉴定问题上的位置——不迷信，也不轻视；不懂的借力，懂的要较真。

刑辩的进步，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群法律人的彼此照亮，并肩前行。

培训结束后，部分参会人员在会场外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