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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炜，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曾相继在司法部下属国营企业、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工作，1995年创立了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先后担任全国律师协会理事、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海淀区律协会长。

采访人：罗玉琪

受访人：张小炜

张小炜律师是个很难闲下来的人，十几年的执业经历让他养成了一种职业惯性，即使休息间隙，还在为律所与行业内事务操心。

他27岁进了北京市律协，曾四度获得“北京市优秀律师”称号，如今已是副会长的他，很多时间会被各种社会活动占用，却始终没有忘记律师的天职。

2020年初，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NCP）从武汉迅速蔓延全球，传播之快让人措手不及，湖北医疗系统几近奔溃。截至发稿时，全国共确诊40250例，死亡909人，两个数字均已超过2003年非典。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经炜衡北京总部发出号召，“炜衡系”遍布国内外的30余家分所机构尽己所能，筹款捐物，募集233万余元，以及近万只口罩、防护衣、护目镜等，共同抗击新冠疫情。作为炜衡律所管委会主席，张小炜先生接受法经网（Fafv.com）采访，向我们展示了精英律师的社会责任与职业担当。

/ 对话 /

法经网：炜衡律所2月5日号召募捐，截至目前已募集这么多资金与物资，你们是怎么动员和运作的？

张小炜：在了解到武汉那边疫情越来越严重后，炜衡的领导层就开始琢磨，能给武汉做些什么事情。在1月27号初三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想购买一些物资寄过去。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发现红会和慈善机构有一些负面报道，所以我们就考虑能不能选择更合适的方式。这是当时我们讨论的一个焦点。

因为我们是北京市律师所里面的党委之一，党员律师比较多，就以党委发起了一个倡议，在内部发动党员同志，要求律师注意防护，各自支持新冠疫情抗击工作。

法经网：募捐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张小炜：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四十一位合伙人把所有的律师对接起来，一个合伙人负责联系十名以上的律师。再加上一个行政组，共42个组。每个组要了解组员的实际情况，了解他们的需求。

我们要求合伙人要每天和自己负责的律师进行联系，统计状态，比如是在外地还是已回京，在家隔离还是准备上班或者在接待客户等。现在来看，做这个组织工作，对我们后续发起的募捐等活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作用。

2月5号，因为这次新冠疫情已经上升到了国难层次，不仅是一个地区疫情问题，而是一整个国家关注问题。我们结合当时的情况，考虑如何与抗击新冠疫情相结合，如何有效地去帮助一些人。在这个统一思想下，以党委的名义发出了倡议书，向各个合伙人和他所对接的律师进行募捐。

因为每一个合伙人和他所负责的律师、助理能够直接联系，相对来说工作任务和工作压力都较小，加上我们拥有青年联合会和女律师联合会，因此组织速度非常快，发布通知、号召捐款等，都很快能通知到每一个人，律师积极性也很高，顺利地完成很多工作。

所以虽然看起来分配任务不复杂，但是实际上我们一个所近500人，行政人员掌握名单后需要一一核对每个人的电话，并且逐一安排工作，因此压力很大。并且在做出决定之后，行政人员在春节期间加班到凌晨，保证完成了联系人信息的核对等工作。

法经网：在整个过程中，有哪些人的举动令你印象深刻？

张小炜：在这期间让人感动的事情很多。没有人质疑募捐的钱款如何使用、过程透不透明，反而很多人来询问如何有效地去实现这次募捐工作。另外很多同事谈到疫情问题时的那种共赴国难、共同抗击的热情热心，都让人非常感动。

到现在为止，我所看到的炜衡所有的群里面，没有一个负能量的东西，都是正能量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在关心疫情发展，在关心同事的安全，在呼吁如何更好地去做自身的工作。这是最让人感动的。

另一个让人感动的，是同事任劳任怨的工作。我因为疫情原因无法返回北京，因此大量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党委副书记杨明来完成，比如和所有医院的对接、向所里律师发出倡议之后的答疑解惑等。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北京市律协和海淀区律协向区里和市里的律师发出倡议，由律师来进行电话值班的。我们律所的党员和和非党员同志都很积极地报了名，并且进行过值班。但是随着疫情不断加重，为了降低风险，这项工作被中止。

这次募捐的时间非常短。 除了每个人的爱心捐献以外，合伙人也无条件地同意从积累的资金里面拿出一部分捐献。总共在北京所实现了160万的资金集合。

实际上在整个捐赠过程中，没有太多的动员和说服教育。所以我觉得炜衡人对社会的担当是自觉自愿的，这很让人感动。在这个时刻，大家不讲条件，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在这时候每个人都觉得是应该的。

法经网：红十字会的一些负面新闻才让你作出这个决定，你能详细地说一说当时是如何决策的吗？

张小炜：在常委会讨论的时候，我们想要把钱用到抗击疫情的一线去，真正地让医疗人员和老百姓受益，达到为社会贡献微薄之力的目的。

法经网：具体是考虑到了哪些方面才做出这个决定？

张小炜：当时网上流传了一些武汉红会发放口罩不是很高效等视频，考虑到如何更高效的运用这笔资金，我们集团常委会讨论了整整一天，在讨论的时候都表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把钱直接捐给武汉红会可能较难很快地发挥最大价值，但是募捐这件事情一定要做。于是常委会负责宣传的同志在各平台群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当地司法行政和政府的需要，开展相应的募捐活动。

（关于常委会：整个炜衡律师事务所，分了几个大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合伙人大会。常设机构就是常委会，是由八个同志和一位秘书长组成。）在募捐的同时我们党委也在研究如何使用这笔资金。

因为律师事务所暂时无法通过渠道采购到抗击疫情所需等的物资，我们转变思路，转而寻找医院——相对来说医院更有可能取得这些物资的渠道、更能将这笔钱的价值最大化。

于是我们选择了几家抗击疫情的一线医院，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海淀区海淀医院、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湖北省阳新县人民医院、湖北省阳新县第二人民医院。

这些抗击疫情的一线医院都付出了很多。比如宣武医院有16个同志派去了武汉，十多个同志派到了小汤山医院，还备勤了30多个同志。海淀医院接诊北京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湖北的这几家医院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比如天佑医院是定点收治新型肺炎患者的医疗机构，另外两家也是基层的县级医院。

在和这些医院机构联系后，医院非常重视。我们的要求是直接和各个医院的党委进行联系，由党委和行政主管领导共同派出联络人，点对点人对人，签署协议。

同时管委会、管理层提出，各地分所应当根据当地的司法行政和当地政府、医疗机构的需要，开展各自的援助工作。因此各分所的工作开展、工作方法都有所不同。我们的公众号上也讲到了这些工作的具体内容。

助力抗击新冠疫情

法经网：除了募集捐款和物资，炜衡的律师也在行动。从1月28日开始，炜衡的公众号推出系列文章，对疫情人防控建言献策。当时还是春节假期，为何会想到用公众号推出系列文章？

张小炜：现在是互联网社会，公众号是一个组织对外的窗口，同时也是所有炜衡人都能看到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进行意见反馈等。比如律师的建议可以通过公众号反馈给炜衡相关的合伙人或者党委。

我们公众号推出来的文章是有一个系统性的，推出的涉及疫情相关法律问题的文章都是出自各所专注于该领域法律的律师。因为炜衡的专业化建设水平逐年提升，已经在若干法律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炜衡所一直在推动各分所以某个专业上优秀的同志为引领，进行专业化纵向业务建设。炜衡律师事务所一共有18个纵向业务领域团队。我们发出通知之后，18个团队都在各自的圈子里研究、提出建议、发表文章。

法经网：除了前面所说的行动，炜衡后续还有什么措施？

张小炜：捐资捐物是我们开始的其中一项工作。我们后续还有各分所的捐资捐物的工作，比如今天我就得到通知，福州、内蒙等几个分所也正在进行捐款活动。

在捐资捐物之外，我们发挥炜衡专业化建设的优势。因为从2017年开始的这3年时间里，专业化建设初见成效。此后相关的专业性法律服务的文章会越来越多。

在三四年前，炜衡就已经在进行律师和互联网相结合的工作，并且创建了相关互联网大数据法律服务类公司。这个公司通过各平台、以互联网为媒介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最近炜衡就会在这个特殊时刻向社会通过互联网推出相关的法律服务，所有的炜衡同志都会参与其中。

法经网：刚才提到，因为疫情原因你暂时无法返京。律所如果不能按时开工，作为管委会主席，你有什么计划？

张小炜：律师行业最大特点就是在于个体服务能力、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沟通等。往往就是客户信任你、信任律师事务所，有相对应的人去对接，就能完成客户一些法律诉求等工作。因此无法返回工作单位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而且现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在很多案件上都提出了疫情期间严格防护等要求。所以如果律师开庭压力不大的话，并不需要到律师所去坐班。只要行政人员保证律所有人值班、律师的正常工作如开律所所函等不受阻碍的话，就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正常的运营基于这几个方面：一是执委班子，他们既是合伙人也是律师，承担所里对内的一些管理工作；另外一个是行政班子，轮流值班，保证基本工作；党委这一块也并没有这个要求必须到现场工作等。

法经网：2月10日，北京市律协发布紧急通知，收集中小律所应对疫情的建议，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新冠疫情对中小所发展的影响，影响包括业务开展、收入、律所管理等方面，业务方面应按照诉讼、非诉、法律顾问等分类研究；二是疫情过后的应对措施，为中小律所快速恢复和促进发展提出建议，以便统一决策部署。你觉得这次疫情的发生，对律师行业会有哪些影响？

张小炜：这次疫情非常严峻，我想不仅仅是对律师行业的影响，更多的是对整个社会的经济上的影响，以及对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等。

同时律师行业相对来说是一个轻资产的行业，生产资料的储备没那么大，所以压力相对小。影响是肯定有的，因为企业经济不好，法律服务的数量也一定会减少，所以说影响是有的。从大的角度来说律师行业分为诉讼和非诉讼行业。我认为疫情之后诉讼类业务会有所上升，非诉类的业务可能会下降。

虽然疫情情况十分严峻，但是我相信在国家的强力领导和正确处理之下，总会过去的。但是到底是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两个月？时间不好讲。但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律师不能正常地工作，比如谈业务和开拓等，但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呢，进行知识的更新，学习提升。

炜衡的AI系统做出来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律师线上给客户提供服务，同时炜衡30多家事务所所都建立了视频系统，相互畅通。因此炜衡可以凭借就近服务、视频网络的优势，及时迅速地给客户提供服务。这点我觉得得感谢现在这个互联网的发展。

律师说到底还是着重于知识服务，从实业的角度来看可能没那么明显，比如我们捐的钱在整个捐赠里面根本微不足道，只是尽到一个法律人在国难当头之时的微薄之力而已。

我认为，我们法律人最能够做的，就是在这个特殊时候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去解释一些东西，让大家不明白的东西变得清楚起来。

通过法制日报、北京市律协公众号、中国律师等等这些媒体，我们也能看到整个律师界在非常正能量地做些事情。

我今天上午和全国律协秘书长通电话，他讲到了很多具体工作，比如他就非常支持炜衡现在采用的线上服务方式，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也可以这么说，可能会因为这次疫情，让这个行业的法律服务的形式真正地有一个质的变化。

而这次疫情应该会让律师界充分认识到，未来互联网的法律服务会变得尤其重要。

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和建议

法经网：这次新冠疫情会不会成为法律服务业的一个拐点？有没有可能从过去传统的办公形式转向互联网？         

张小炜：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拐点，因为互联网出现之后，法律界对互联网在法律服务行业里面的作用是有不同看法和争论的。有些人说互联网、AI的出现等一定会替代个体律师的法律服务。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法律服务是以人的情感交流为基础的，所以AI很难取代律师的工作。

但我认为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线上法律服务，必然会成为现阶段更为有效的方式，处理一些紧急事务会更加便捷。但另一方面，因为互联网的情感交换、交流是较少的，而律师与心理咨询师相似，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交流。人与人面对面相处的魅力是线上交流所无法比拟的。我认为从这个层面来说，互联网永远是法律服务的一个工具，而无法取代律师。

近几年一些规模所的出现对律师业的冲击很大。我想规模律师事务所最大的特点是有足够大的办公室，有足够多的人。但这种形式是否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业界争议很大。

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很大的办公楼，但人数没有那么多，空置率很高，经营压力就会很大。而此时在疫情之下，互联网法律服务的增加可能会让这种律师所的经营方式有所变化。

法经网：自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行各业都纷纷行动，法律界、律师界也是如此，同行的哪些抗疫行动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张小炜：目前司法行政在正式上班后，他们与各个律师所取得联系，了解每个所的情况。前两天北京司法局局长就已走访一些律师事务所。在我看来，这些是很让人感动的事情。

法经网：从律师的角度出发，身处新冠疫情之中的普通人，最关心的法律问题有哪些？

张小炜：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最近国家对银行的贷款等疫情之下的一些问题已有所提及。我认为，对于老百姓来说，现在个人贷款的压力的应该不会特别大。因为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与西方人不同，我们更多的是去储蓄而非投资、借贷，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只会有一些人受到影响。

对于经济整体的衰退，我知道很多人对于未来几个季度的发展抱有悲观情绪，但是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近百万亿的经济体，这种相对慢速的发展动摇不了根本，所以对于老百姓的压力不会太明显。

法经网：最近浏览网上信息，有很多网民在担心疫情之下贷款偿还问题、疫情过后经济衰退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您能给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吗？

张小炜：有人也提出在租房、贷款买房等情形之下，是否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相关银行、金融机构等申请利息减免或贷款期的延长。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因为此次疫情可以算作一个重大灾害和不可抗力，所以可以适当使用不可抗力条款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我刚才也讲到，诉讼类业务中这一类事务可能会增加。因为普通老百姓对于金融机构的政策调节等规定不是那么熟悉，需要律师去帮助他们理解、去用好这种不可抗力条款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法经网：新冠疫情的拐点还没出现，你还有想补充的话吗？

张小炜：疫情的发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也不是能够预测得到的。此次疫情也给我们一个提醒，现在个别地方政府对于此类重大疫情的响应机制可能还有所缺陷，对于防疫工作的提前预测、技术物资支持等在以后的工作里需要格外重视。

在这次疫情之中，我们炜衡人一定会尽微薄之力，不断地去努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力所能及地去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为国家排忧解难。中国人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有信心、有能力去抗击疫情并取得胜利。共同加油！